育婴堂里死了太多孩子，洋人说病死的，百姓说不对劲，真相到底卡在哪儿了。
最近翻了几本旧书，又查了点清末的档案影印件，发现以前听人讲的“洋人挖小孩眼睛制药”这种话，根本没在官府文书和教会年报里出现过。天津教案那年，知县带人去仁慈堂查，只记了“棺木薄、尸身露”，没写内脏少没少。后来法国领事报告里倒提了一嘴，说孩子死于“热病流行”，还附了药房领药单子——青黛、连翘、甘草，都是治瘟病的老方子。
上海徐家汇的育婴堂数据挺实在：1932年收了417个弃婴，活到年底的28个。当时中国婴儿整体死亡率是200‰，他们那儿是930‰。不是人故意害命，是霍乱来了没疫苗，得了天花只能烧香拜佛。修女们自己也得病，1869年福州仁慈堂三个修女全死于猩红热，埋在教堂后头，坟头连块砖都没有。
老百姓信不过，其实也有道理。孩子送来不登记名字，只编个号；死了不通知家属，直接石灰腌了浅埋；黑袍修女抱着婴儿念拉丁文，乡下人听不懂，就觉得像在念咒。更气人的是，官府碰上教民惹事，常常睁只眼闭只眼。天津有个王三，被指拐孩子，县衙刚抓，法国领事就上门要人，最后放了。这事传开后，谁还信“官府能撑腰”？
义和团打教堂那会儿，真从天津仁慈堂里背出来一百多个活着的孩子。《津门杂记》写得清楚：“多羸弱，然气息尚存。”但他们也砍了教民的脑袋，烧了账本和药柜。这些人不是疯子，是山东河北饿过、被教会佃户抢过地、求告无门的普通人。刀枪不入的符贴在胳膊上，其实是他们唯一能拿出来的“通行证”。
展开剩余35%教会确实建了育婴堂，也真救过一些孩子；百姓确实怕、恨、打砸，也确实救出过活人。两头都硬，但没一个能好好说清楚话。档案堆里翻来翻去，最扎眼的不是谁对谁错，而是：孩子死了，没人去验；话讲不清，没人来听；墙修得太高，门关得太紧。
后来我合上那本1927年的湖北文史资料，纸页发脆。里头写武昌花园山育婴堂的事，最后一行是：“民国十六年冬，雪大，炭尽，婴啼至夜半而寂。”
就这句上海股票配资平台，再没别的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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